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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長江宏觀固收 今年6月23日,英國將就退出歐盟舉辦全民公投。目前,最新的調查結果顯示,支持退歐的民眾比例超過40%,與支持留歐比例不相上下,退歐風險不容忽視。雖然此次退歐公投導火索是出于政治博弈,理性地分析退歐無論對英國、歐盟還是全球都將是一場災難,繼續留歐才是多贏的選擇。但是,事件的不斷發酵注定會反復沖擊全球市場,萬一弄巧成拙,其負面影響不可想象。

  近年來,歐盟眾多成員國經濟增長乏力,債務壓力不堪重負,部分成員國內的退歐呼聲此起彼伏(比如,意大利和法國國內支持本國退歐的民眾比例分別高達48%和41%),一旦英國“成功”退歐,那么這很可能引發其他歐盟成員國的退歐潮,歐盟將處于極其危險的十字路口——是解體還是存續?

  一、英國和歐盟在歷史上分分合合

  英國是最早提議建立“歐洲合眾國”的國家,同時也是唯一舉辦過退歐公投的歐盟國家。從歷史發展來看,英國和歐盟之間的關系并不親密、分分合合。從早期的拒絕加入申根區和歐元區,到近年來的拒絕簽署多項歐盟一體化條約,英國與歐盟之間的分歧越發加劇。

  (一)英國最早提議建立歐盟,卻很晚加入

  英國最早于1946年提議建立“歐洲合眾國”,但直到1973年才加入當時的歐洲共同體(歐盟前身),英國初始的入歐過程磕磕絆絆、并不順利。

  早在1946年,時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便提議建立“歐羅巴合眾國”,那時的英國對建立歐洲聯盟組織充滿熱情。在1948年,英國提出“三環外交”的構想,并積極與法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共同簽訂了《布魯塞爾條約》,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成立的西歐第一個軍事聯盟組織。但隨后的英國對參與歐洲一體化進程變得較為消極,在1951年組建的“歐洲煤炭鋼鐵共同體”以及1957年成立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中均不見英國的身影。在1960年,為了對抗歐共體,英國與奧地利、丹麥、挪威、葡萄牙、瑞士以及瑞典6國共同簽署了《歐洲自由貿易聯盟條約》,由于成員國經濟水平相差較大,政府間的合作較為松散,該自由貿易聯盟并未產生實質性作用。

  隨著西歐國家通過區域合作獲得經濟高速發展而英國經濟裹足不前,在1961年英國首次主動申請加入當時的“歐洲經濟共同體”,但時任法國總統戴高樂因擔心英美之間的關系會影響歐洲一體化進程而拒絕了英國的申請。在1967年,英國再次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但再次被拒絕。在同一年,“歐洲煤鋼共同體”、“歐洲經濟共同體”、“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合并,統稱“歐洲共同體”,這也是歐盟最早的雛形。

  在1972年底,英國退出“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在1973年,英國時任首相希斯重啟加入“歐洲共同體”談判,并于同年成功入歐。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英國國會僅以微弱優勢通過了“入歐”決議,英國對當時歐共體的態度依舊充滿著不確定和不信任。

  

  (二)1975年英國首次舉辦退歐公投

  雖然在1973年成功加入當時的歐盟(歐共體),但英國與歐盟之間的關系并不“甜蜜”,在1975年英國舉辦了首次退歐公投。由于當時英國民眾對留歐的支持度較高,英國最終繼續留在了歐盟。

  從1946年丘吉爾提議建立歐洲合眾國,到1973年正式加入歐洲共同體,英國為此花了近30年的時間。雖然成功加入歐盟,但英國和歐盟之間的關系并不穩固。早在1973年正式加入歐共體前,英國工黨已于1972年批評當時的希斯政府(保守黨)未經英國人民同意便加入歐共體,并于同年3月支持了一項“由全民公決來決定英國入歐條件”的修正案。在1973年的競選大會上,時任工黨領袖的威爾遜保證如果成功當選,將“通過一次全民公決來批準重新談判的條件”。隨著工黨在1974年英國大選中獲得勝利,與歐共體的重新談判便成為其必然要履行的承諾。

  英國與歐共體就重新入歐的談判開始于 1974年4月,并于1975年3月在都柏林歐洲理事會就英國入歐的條件達成協議,前后持續了近11個月。在相關協議達成后,工黨政府決定兌現其競選承諾,并于同年6月5日將重新談判達成的入歐條件交付民眾公決,也就是所謂的“退歐”公投。最終的公投結果顯示,支持英國繼續留在歐共體的選民超過1700萬,占全體選民的67%,英國民眾對留歐的高度支持使得英國繼續留在了歐共體內。

  在英國首次退歐公投中,英國大部分民眾支持了留歐,而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英國與歐共體就入歐條件的重新談判解決了英國的歐共體成員資格等問題,消除了英國民眾在剛入歐時對歐共體的懷疑情緒,較大程度地提升了英國民眾對歐共體成員身份的認可度。

  時隔37年后,英國首相卡梅倫在2013年1月23日就英國與歐盟關系前景發表講話,重提“退歐”公投話題。他聲稱如果歐盟不采取措施解決英國與歐盟之間的核心問題,英國將退出歐盟。他承諾如果他領導的保守黨若在2015年選舉中勝出,將于2017年就脫歐問題舉行全民公投,讓民眾選擇繼續留在或退出歐盟。

  2016年2月,考慮到德國和法國都將在2017年舉行總統大選,為了避免“撞車“,英國退歐公投被提前至2016年6月23日進行。

  (三)英國從未申請加入申根區和歐元區

  雖然英國加入了歐盟,但英國為了保持對邊界的控制力和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一直未申請加入申根區和歐元區。

  在1985年,歐盟內部分國家和非歐盟部分國家聯合簽署了《申根協議》,該協議的宗旨是通過取消協議區域內不同國家之間的邊境管制,從而促進區域內的人口流動和旅游業的發展。也就是說,只要持有任意一個申根國國家的簽證,那么可以隨意出入其他所有的申根國家。英國為了保持對邊界的控制,尤其是阻止非法移民,一直未加入申根區。

  作為歐盟一體化的重要內容,歐元區在1999年正式成立,在歐元區內所有國家統一使用歐元作為官方貨幣。英國雖然在1990年加入了當時的“歐洲匯率體制”(歐元區前身),但為了保持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英國在1992年退出了“歐洲匯率體制”,并且始終未申請加入歐元區。

  

  (四)近年來英國拒絕多項歐盟一體化進程

  近年來,歐盟持續推進財政聯盟、銀行聯盟和開征金融交易稅等一體化進程,但英國對此始終持抗拒態度,并拒絕簽署多項歐盟一體化條約。

  近年來歐盟積極推進歐洲一體化,其實質是要求各個成員國將財政、金融、經濟乃至政治領域的主權逐漸轉移至歐盟。歐盟大力推進一體化的進程已涉及到更具實質性的主權讓渡,而這與英國對“主權”的界定不一致,它不符合英國自身利益以及對自身與歐盟關系的定位,英國因此也面臨日益增大的壓力。

  從英國角度出發,它與歐盟的理想關系是在市場層面進行整合,但不涉及其他方面事務。因此在建立財政聯盟、銀行聯盟和開征金融交易稅等問題上,英國與歐盟分歧嚴重。從2011年至2015年,英國分別拒絕簽署歐盟《銀行業聯盟》和《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穩定、 協調和治理公約》,無視德法對《里斯本條約》的修改提議,并拒絕征收金融交易稅。

  

  由于歐盟在歐元區內持續推進財政、金融和政治領域的一體化進程,英國無視這些進程也使得自身被不斷排除在歐盟核心利益圈之外。

  二、英國本次退歐風險無法簡單忽視

  在1973年加入歐洲共同體(歐盟前身)后,英國曾經于1975年舉行過首次退歐公投。與上次退歐公投不同,本次英國退歐風險較高,退歐概率超過40%。此外,英國政府和保守黨內部至今都沒有就退歐達成統一意見,它們內部的分歧將持續影響著選民們的決策。

  (一)英國本次退歐概率較高,超過40%

  與上次退歐公投不同,本次英國退歐概率超過40%,退歐風險一觸即發;根據最新的民調顯示,經濟因素已成為決定英國選民投票選擇的最主要因素。

  根據4月22日英國《金融時報》對退歐民調的最新調查統計,42%的英國民眾支持退歐,而支持留歐的民眾比例僅44%。在今年3月份,調查機構YouGov對16000余名英國民眾進行了問卷調研,調研結果與《金融時報》的民調結果類似,支持退歐與留歐的民眾比例基本持平。

  

  在影響選民在退歐公投中的投票選擇的因素中,經濟、移民、法律和國家安全因素被認為最為重要。比如,在5月份,55%的英國受訪民眾認為經濟因素是他們在投票中最主要考慮的三個因素之一,而選擇移民、法律和國家安全因素的英國民眾比例分別為51%、47%和42%。從結果來看,經濟因素已上升成為最主要考慮因素。

  

  由于本次英國退歐公投將采用大選投票規則,因此英國民眾對退歐的態度將直接決定英國的命運。在本次退歐公投中,有投票權的英國民眾主要包括18歲及以上的英國本土公民、居住在英國的英聯邦公民、北愛爾蘭公民和移民國外不到15年的英國移民。在歐盟國家中,除了馬耳他、塞浦路斯和北愛爾蘭的公民有投票權外,其他歐盟國家的公民均不能參與投票。

  

  (二)英國政府內部對退歐的意見不統一

  英國政府內部并未對退歐形成統一意見。雖然大部分政客支持留歐,但堅持退歐的政客并不少,他們對選民的影響力無法忽視。

  在英國政府內部,支持留歐的代表人物是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和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卡梅倫提出,留歐是“明智和愛國”的表現,留歐有利于擴大英國的國際影響力。奧斯本認為退出歐盟將給英國帶來6%的永久經濟損失,同時給住房抵押貸款申請者帶來嚴重打擊。

  支持退歐的主要是前倫敦市長約翰遜(Boris Johnson)、司法大臣高文浩(Michael Gove)和前勞工支持與養老金大臣史密斯(Duncan Smish)。約翰遜是英國政壇重量級人物,影響力非常大。在今年2月,他提出將全力推動英國退歐,并認為歐盟是一個“反民主”的組織,已經抑制了英國的行業發展和英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退出歐盟可以節省國家開支并掌握更多立法權,是“一生一次”的機會。在約翰遜發表該論調后的次日,英鎊急跌1.6%。司法大臣高文浩雖然是卡梅倫好友,但他認為退出歐盟將為英國經濟帶來更多機會。前勞工支持與養老金大臣史密斯為了更自由地支持退歐,選擇從英國內閣辭職,并發表“沒有什么事物比確保英國退歐更重要”的論調。

  

  (三)英國不同群體和地區退歐態度迥異

  在英國,不同群體和地區對退歐的態度差異較大。其中,年齡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和階層越低的群體,越支持退歐;分地區看,英格蘭地區普遍支持退歐;分黨派看,在野黨普遍支持留歐,保守黨內部分化。

  英國機構YouGov的調查顯示,年齡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和階層越低的群體,越支持退歐,而年齡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和階層越高的群體,越支持留歐。分地區來看,英格蘭地區普遍支持退歐,而北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士地區傾向于留歐。最后,從黨派態度來看,英國國內極力鼓吹退出歐盟的是英國獨立黨,在野黨(工黨)普遍支持留歐,而執政黨(保守黨)內部分化明顯,支持退歐和留歐的議員比例分別為40%和50%。

  

  三、英國為何如此執著于退出歐盟?

  作為當前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歐盟的綜合實力不可謂不強。那么,為何英國如此熱衷于退出歐盟?根據我們的分析,我們認為,政治因素直接觸發了此次英國退歐公投,而這背后英國“疑歐主義”文化的盛行、英國在歐盟的邊緣游離以及英歐在地理上的長期疏離均支撐著英國長期對退歐的執著。

  (一)政治原因:退歐是有效的政治工具

  政治因素是英國兩次舉辦退歐公投的導火索。在1975年,工黨(執政黨)是為了轉移國內壓力和壓制保守黨;此次,保守黨(執政黨)是為了轉移國內壓力和向歐盟爭取更多的政治經濟利益。

  比較1975年和2016年的兩次退歐公投,不難發現,政治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在1975年,時任英國首相威爾遜通過退歐公投的方式化解了黨內的壓力,同時也增加了自身的政治威信。而2016年退歐公投的舉辦與英國現任首相卡梅倫的推動密不可分,早在競選英國首相時,卡梅倫便表示“要在兩年內使英國徹底退出歐盟”。近年來,為了獲得民意支持(英國民眾對歐盟移民和歐盟的難民分攤政策非常反感)和化解國內疑歐派給予執政黨的壓力,卡梅倫和他的前輩威爾遜一樣再次將“退歐”作為政治工具。

  

  在1975年的退歐公投中,67%的英國民眾選擇了支持留歐,而這背后是在1974/04-1975/03時期內英國政府與歐共體就英國入歐進行的再次談判,雙方最終達成了新的入歐協定,進而極大地消除了英國民眾在剛入歐時對歐共體的懷疑情緒,較大程度地提升了英國民眾對歐共體成員身份的認可度。

  在此次退歐公投前,卡梅倫曾于2015年12月公開闡述英國留在歐盟的四項條件:一是確保歐洲單一市場對英國等非歐元區國家一視同仁;二是增強歐盟的競爭力,減少對成員國經濟的束縛;三是允許英國不參與歐盟政治一體化進程,增強歐盟成員國議會的權力;四是控制歐盟進入英國的移民,限制歐盟移民在英國領取就業者福利的權益等。

  對于卡梅倫的上述言論,歐盟與英國在今年2月份進行了相關的磋商,并就歐盟改革達成協議,歐盟將給予英國一定的“特殊地位”,包括不再歧視和干涉非歐元區國家、改善生產要素的流動、允許英國不加入更緊密的政治聯盟以及削減歐盟移民的部分福利等。

  

  與威爾遜一樣,卡梅倫以“退歐”為工具與歐盟達成了新的“留歐”協議。然而,與1975年狀況不同,部分英國民眾并沒有因為達成新的協議而轉向支持留歐,希望退歐的英國民眾比例依然高達40%。“退歐”是英國政客們有效的政治工具,但這次運用它的風險非常高,一不小心就要弄巧成拙。

  (二)文化原因:“疑歐主義”的長期盛行

  疑歐主義文化的產生和盛行源自于英國和歐盟之間大量的、難以調和的分歧和差異,英國民眾因此對歐盟缺乏長期穩定的認同感。

  拋開政治因素,退歐話題在英國有著如此強的生命力,其背后必然有著支撐它的文化因素。對此,我們認為,長期存在且不斷發展的“疑歐主義”是支撐著退歐話題在英國長盛不衰的最主要文化原因。

  英國和歐盟在對國家主權、政治制度和宗教等方面的認知上有著難以調和的分歧和差異。比如,對于國家主權,英國作為西方最早實行議會制度的國家,強調議會主權的至高無上,并認為國家主權是不可分割的。而歐陸國家則主張主權并非完全集中于國家,而是存在于地方、國家和歐洲等多個層面。在政治制度上,英國認為歐盟對國家主權具有侵蝕作用,并反對超國家組織,歐洲一體化被看成對英國民族特性的威脅;而歐陸國家則認同歐盟所體現的后現代國家的新型政治制度,能較易接受主權讓渡與分割的概念。

  在宗教認知上,英國是傳統的基督教國家,在16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中,英國出于對現實利益的考慮而進行了宗教改革,成為了一個新教國家。雖然英國宗教文化的具體表現與歐洲大陸國家基督教的普世主義一脈相承,但英國國教現實主義原則影響著英國在對外交往中表現出的對現實國家利益的極大追逐。比如,英國在外交政策上始終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在對待歐洲事務上以最大限度地爭取和維護自身國家利益為準則。在宗教背景下,英國對歐盟的半心半意是對形成的功利主義與實用主義的最好詮釋。

  英國和歐盟之間大量的、難以調和的分歧和差異孕育了疑歐主義文化的產生,并促進了它的發展。近年來,在疑歐主義文化盛行的背景下,英國民眾對歐盟的認同感持續下降。根據歐洲晴雨表2015年的調查,英國民眾對歐盟成員國資格、歐盟委員會和歐盟議會等均表示出極大的不信任。

  此外,在英國政壇上,“疑歐主義”也表現得淋漓盡致:上世紀50年代,英國拒絕參加法國和德國發起的合作計劃;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從撒切爾政府到梅杰政府,都表現出對歐共體成員資格的不安,越來越多持疑歐主義的保守黨議員涌現;上世紀90年代,英國出現了致力于終止英國的歐共體成員國資格的黨派,如公投黨和英國獨立黨。

  (三)歷史原因:英國在歐盟的邊緣游離

  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法國和德國一直是核心,它們在歐洲事務中發揮著主導作用, 而英國一直游離于歐盟的邊緣。

  從1951年成立歐洲煤炭鋼鐵聯盟,到1973年英國正式加入歐洲共同體,在這22年間英國從未參與到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相應地歐共體的各項政策并不是為英國專項打造。事實上,在歐共體快速發展的這22年中,法國和德國一直牢牢把握著歐共體的發展方向。比如,在1963年法國和德國簽署了《法德友好合作條約》,該條約將法德全面和解與合作以條約的形式固定下來,并成為歐洲一體化的政治基礎。進一步,在該條約的框架下,法國逐步成為歐共體內的政治與文化領袖,而德國以其強大的經濟實力成為推進歐洲一體化進程的發動機。顯然,在英國加入歐共體前,法德已經是歐共體的中軸。

  在加入歐共體后,英國希望能逐步改變“法德中軸”的現狀,并形成“英、法、德”三國鼎立的態勢,然而由于在主權意識、政治制度和宗教態度等方面的分歧,英國并未真正融入到歐共體中,它在促進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可謂“無所作為”,法德依然決定著歐洲一體化進程。比如,在1982年,法德構建了“波恩——巴黎”的合作軸心,大力推動歐共體內部的經濟合作;在1986年,法德提議簽署了《歐洲單一法案》,加快歐洲內部統一大市場的步伐;在1990年,法德提出加速將歐共體從經濟一體化和政治合作的實體轉變成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政治聯盟;在1991年,法德主導了《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條約》以及《政治聯盟條約》的簽署,為歐盟的成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歐盟成立后,德國繼續積極推進歐盟一體化進程,比如,推動歐盟機構改革、推進歐盟東擴、推動歐元區建立和加速財政一體化進程。

  無論是在加入歐共體前還是后,英國始終沒有如法德一樣在歐盟中取得核心地位,拒絕加入歐元區也使得英國進一步被邊緣化。正如英國首相卡梅倫開出的留歐核心條件“確保歐洲單一市場對英國等非歐元區國家一視同仁”,英國在歐盟中的被邊緣化是推動英國再次舉辦退歐公投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地理原因:英國孤懸歐洲大陸之外

  地理條件上的差異使得英國對歐洲大陸存在著長期疏離,英國民眾不愿放棄對歐洲大陸的孤立傳統。

  在英國與歐洲大陸之間橫亙著多佛爾海峽與英吉利海峽,長久以來英國“孤懸海外”。

  

  孤懸于外,但英吉利海峽是一道天然的屏障,這種進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理位置使英國免受歷史上多場歐洲戰火的影響。比如,在1453-1871年間,除了在1792-1815時期卷入“反法同盟”戰爭外,英國避開了多場大規模的歐陸戰爭(主要是德法戰爭)。

  

  此外,多佛爾海峽與英吉利海峽是歐洲到美洲、非洲航線的必經之路,它是全球最為繁忙的航線之一,英國憑借對此海峽的控制掌握了海上霸權近300年,并成就了盛極一時的“大英帝國”。獨特而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得長期以來英國民眾在心理上與歐洲大陸產生疏離,他們不愿放棄對歐陸孤立的傳統。正如丘吉爾所說“英國與歐洲在一起,但不屬于歐洲”。

  政治原因直接觸發了此次英國退歐公投,而這背后“疑歐主義”文化的盛行、在歐盟的邊緣游離以及地理上的長期疏離均支撐著英國對退歐的執著。

  雖然公投還未進行,但當前已有40%的英國民眾支持退出歐盟,僅落后支持留歐比例2個百分點,退歐風險一觸即發。并且,根據最新的民調顯示,經濟因素已成為決定英國選民投票選擇的最主要因素。那么,退出歐盟對英國的經濟影響到底如何?為了對此深入分析,我們首先全面了解退歐對英國經濟的影響邏輯,隨后從英國經濟的特點出發,詳細評估退歐對英國經濟的影響。

  四、退歐利弊:對英國經濟的影響邏輯

  在分析退歐對英國經濟的影響時,我們必須明晰其中的傳導邏輯。比如,在經濟關系中,英國與歐盟最直接的聯系是貿易關系,與此同時,英國不同的行業對歐盟的貿易依存度可能存在差異。如果退出歐盟將惡化英歐之間的貿易關系,而對歐貿易依存度高的行業又是英國經濟的支柱性行業,那么顯然,退歐將通過貿易渠道顯著影響到英國整體經濟的發展。

  

  (一)貿易依存度高,退歐惡化貿易環境

  英國經濟整體對歐貿易依存度較高,退出歐盟將使英國與歐盟之間的貿易環境顯著惡化。

  首先,英國經濟對外貿易依存度(對外貿易總額/GDP)較高,長期保持在50%以上(2006年后持續高于55%),且顯著高于美國、日本和歐盟平均水平(24.7%)。具體到英國與歐盟的貿易關系,英國對歐盟的貿易依存度長期保持在20%上下,且45%以上的英國出口去往歐盟,50%以上的英國進口來自歐盟。顯然,歐盟是英國最為重要的貿易伙伴。

  

  

  

  那么,在英國對歐盟擁有較高貿易依存度背景下,退出歐盟是否會影響到英國與歐盟之間的貿易環境?答案是,退歐后英歐之間的貿易環境將顯著惡化。

  我們首先從歐盟的特點談起。歐盟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它通過建立單一市場以促進區域內不同國家間的經濟貿易往來。為了促進內部貿易,歐盟主要采取以下三種方式:一是消除貨物關稅;二是允許商品、服務、勞動和投資在歐盟單一市場上自由流動;三是統一歐盟成員國的貿易規則,避免出口商為遵守28個國家不同貿易規則付出額外成本。

  如果英國退出歐盟,那么顯然,英國與歐盟之間將不再是“自由貿易”關系,英國50%左右的商品和服務貿易的流動將受顯著影響。為了與歐盟保持貿易關系,英國需要與之進行新的貿易規則談判。在歐洲,部分非歐盟國家與歐盟簽訂了各類貿易協定,并產生了區別于歐盟內部自由貿易模式的新貿易模式,它們可以概括為EEA-挪威模式、關稅同盟-土耳其模式、雙邊協定-瑞士模式、FTA模式和WTO-完全脫歐模式。一旦退出歐盟,英國與歐盟之間的貿易模式可能采取上述五種模式中的一種。

  

  模式1:EEA-挪威模式

  挪威并非歐盟(EU)成員國,但它是歐洲經濟區(EEA)成員國。作為EEA成員國,挪威與歐盟之間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從而使其與歐盟間的貿易可以免除大部分關稅。另外,挪威還是歐洲統一市場成員國,需要遵循統一市場的政策和規則。如果英國加入EEA,英國公司將不受阻礙地進入歐盟市場,并將繼續受益于與歐盟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協議,但英國在歐盟貿易政策上沒有任何發言權。事實上,如果采取挪威模式,英國將承擔作為EEA會員國的費用。此外,原產地規則將適用于英國出口到歐盟的服務和商品,行政費用、額外歐盟進口關稅成本可能很大,其農業出口也將遵循到歐盟關稅和反傾銷規則。

  模式2:關稅同盟-土耳其模式

  一般的關稅同盟是取消內部關稅,但要求會員國同意與域外國家的共同關稅。但在土耳其模式下,土耳其與歐盟并非真的“聯盟”:關稅規則由歐盟制定,土耳其并不參與其中,還必須按照歐盟的優惠協定與域外國家貿易。如果采取土耳其模式,英國將遵循一個無權參與決策的規則。不僅英國的制造商必須遵守歐盟產品標準,而且英國將不得不遵守歐盟的共同體法律,否則可能導致市場準入暫停或征收反傾銷稅。這很難成為英國的最優模式。

  模式3:雙邊協定-瑞士模式

  瑞士并非EEA成員國,它主要是通過和歐盟簽訂一系列雙邊協定的方式,參與到歐洲統一市場中。在歐盟市場內,瑞士必須遵循歐盟的管制措施。但值得注意的是,歐盟與瑞士之間并無服務自由貿易的協定,這對英國的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來說,可能是一個巨大缺陷,畢竟服務業是英國經濟的絕對核心(后文會對此詳細說明)。如果采取瑞士模式,那么英國必須與非歐盟國家重新進行雙邊貿易協定談判,行政費用和時間成本將非常高,且短期內難以達成有效貿易協定。

  模式4:FTA模式

  沒有了歐盟的約束,英國可以更加自由地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但若與歐盟簽訂FTA,英國必須符合歐盟一系列的要求,仍不能自由地制定自己的政策。例如,歐盟會對勞動力市場規則提出要求,并且在所有可能的貿易競爭都會受相互監管;英國廠家要繼續遵守歐盟產品標準和其他技術規格。相比瑞士模式,此模式的優點在于英國可以進入歐盟的服務業市場,雖然并不是完全順利。挪威與瑞士均采取了與歐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方式,因此這種模式類似于挪威模式和瑞士模式。

  模式5:WTO-完全脫歐模式

  完全脫歐是一種極端情形。如果英國完全脫歐,將不再參與到歐洲統一市場,此時英國與歐盟就如同一般經濟體間的往來,兩者貿易完全適用于WTO規則,關稅則采用WTO最惠國待遇標準。與挪威模式、瑞士模式相比,完全脫歐顯然將使英國與歐盟的貿易面臨更高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并且,作為一個非歐盟經濟體,在與非歐盟國家的對外貿易中,英國也將面臨更多的非關稅壁壘如邊境管制、不同技術和環保標準、配額限制等。

  從各類貿易模式來看,一旦退歐,那么英國與歐盟之間的貿易環境將明顯“變差”,它將不再受益于歐盟內部的自由貿易模式,且需要與歐盟進行全新的貿易談判,并面臨歐盟更多的法律要求、產品標準、技術規格和各類額外關稅成本等負面因素沖擊。此外,由于不再屬于歐盟,在特定貿易模式下,英國與其他非歐盟國家之間可能需要簽訂新的雙邊貿易協議,而這也將帶來額外的行政成本和時間成本。

  (二)服務業是支柱,對歐貿易依賴較高

  服務業是英國經濟的支柱,它在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以及行業增加值的創造上都顯著高于其他行業;服務業創造了大量的貿易順差,其中近半的貿易順差來自歐盟,對歐貿易依存度較高;一旦退歐,英國服務業將受直接沖擊。

  在英國經濟中,服務業是支柱性行業,服務業產值占GDP比重最高且呈逐年上升態勢,2015年該比重已高達79.2%;與服務業相反,英國工業產值占比逐年下降,2015年該比重為13.8%;建筑業產值占比保持穩定,維持在6%左右;農業產值占比最低,長期低于1%。此外,從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來看,服務業的貢獻最大,并且顯著高于工業、建筑業和農業。

  

  

  從行業增加值(Value aDDed)角度來看,英國服務業創造的行業增加值占英國整體行業增加值比例近79%,處于絕對核心地位。分行業來看,科研技術、房地產、批發零售和車輛修理以及金融保險業創造的行業增加值較高,占整體行業增加值比例分別為12%、11%、11%和8%。

  

  

  服務業對英國的經濟如此重要,那么它的對外貿易尤其是對歐貿易依存度是否較高?首先,英國服務業對外貿易依存度在20%左右,與整體對外貿易依存度相比(55%左右),服務業對外貿易依存度顯然不低。其次,雖然英國整體處于貿易逆差狀態,但英國服務業一直是貿易盈余部門。比如,在2001年-2014年,英國服務業貿易順差年均增速在10%以上,遠超GDP增速。在2014年,英國服務業貿易順差(不包含旅游和部分銀行服務)額達到650億英鎊,其中,金融業和保險業創造了服務業近74%的貿易順差,專業/商業服務以及通信服務業等貢獻了貿易順差的其他部分。

  

  

  進一步剖析英國與歐盟在服務貿易上的關系。長期以來,歐盟一直是英國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比如,在2014年,英國對歐盟的服務貿易順差為300億英鎊,占貿易順差總額比例高達45%。在歐盟內部,愛爾蘭、德國、法國和荷蘭是英國服務貿易的主要順差國。

  

  

  顯然,英國服務業對歐盟有著非常強的依賴,一旦退出歐盟,英國服務業的發展將受到極大負面影響,而整體經濟也將因服務業而遭受負面沖擊。

  (三)金融業是核心,長期對歐輸出服務

  從對GDP增長的貢獻上來看,金融業無疑是英國服務業乃至整體經濟的絕對核心;同時,英國倫敦是歐盟的金融中心,長期對歐盟輸出大量的金融服務;一旦退歐,金融業將遭受直面沖擊。

  英國服務業部門中行業相對分散,在2015年,郵政/交通/住宿/餐飲業、政府/健康/教育、研究/支持活動、房地產和金融/保險業產值占服務業總產值比例分別為25.5%、24.7%、17.3%、15.9%和10.4%。從對GDP增長的貢獻來看,金融業、酒店/餐飲業和運輸/倉儲/通訊業貢獻較大,比如,在2015年它們的貢獻率同比分別為0.9%、0.7%和0.5%。對比服務業各行業對GDP增長的長期貢獻,顯然,金融業一直是英國服務業和整體經濟增長的核心推動力。

  

  

  在世界金融業中,倫敦無疑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歷史上,倫敦一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而倫敦之所以能有此地位,主要原因包括:

  ① 健全的法律體系;

  ② 英語的國際化屬性;

  ③ 相對寬松的監管環境;

  ④ 規模化、集中化的金融服務業,包括會計和法律等;

  ⑤ 對外國企業和移民的開放態度;

  ⑥ 先進完善的金融交易環境。

  加入歐盟后,倫敦進一步鞏固了金融中心的地位。比如,根據歐盟的規定,任意一家銀行在獲得歐盟的銀行業從業執照后,都可以在歐盟所有的成員國中設立分支機構,而這些分支機構只受該銀行注冊地的法律約束。因此,憑借歐盟成員國身份,英國為眾多非歐盟金融機構提供了進入歐洲市場的機會。經過多年的發展,倫敦已成為歐盟最大的金融中心,是歐盟境內金融機構開展金融批發業務(包括金融機構間的貸款、存款和同業業務等)的最主要集中地。具體來看,倫敦貢獻了全球46%的OTC利率衍生品交易和37%的外匯交易;在歐盟內部,倫敦長期向歐盟成員國輸出服務,比如,絕大部分以歐元為標的的外匯交易集中在倫敦,且超過85%的對沖基金資產和70%的OTC衍生品交易集中在倫敦。

  此外,從金融資產的分布來看,英國與歐盟有著非常高的整合度。具體來說,在英國注冊的商業銀行擁有的絕大部分金融資產均與歐盟相關,比如,英國商行持有的歐盟國家的金融資產占這些國家GDP比重最高達9.5%,其中,持有的歐元區國家的金融資產占GDP比重最高達6%,持有的非歐元區歐盟國家金融資產占GDP比重最高達3.5%。

  

  

  在英國商業銀行對外發放的國際貸款中,美國和歐元區是最主要的貸款流向地區,其中,對歐元區投放的國際貸款占比在30%左右,僅次于美國,且遠遠領先于其他地區。

  

  由于英國金融業與歐盟存在高度整合,且對歐長期輸出服務,一旦退出歐盟,那么惡化的貿易環境將使英國金融業直接遭受退歐沖擊。

  (四)工業占比較低,持續對歐貿易逆差

  工業占英國GDP的比重較低,對GDP增長的貢獻相對較小;在對外貿易中,工業創造了大量的貿易逆差,且對歐貿易逆差持續擴張;由于占比較小,退歐對工業部門的影響并不能主導英國經濟的發展。

  與服務業相比,英國工業的規模相對較小,工業產值占GDP的比例已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25%降至當前的14%。從對英國GDP增長的貢獻率來看,工業的貢獻率相對較低,其貢獻率同比長期保持在0.1%-0.2%之間(服務業長期在2%以上)。

  

  

  英國工業部門以制造業為核心,2015年制造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例達到75%,遠高于其他行業。從行業增加值(Value added)角度來看,英國工業部門創造的行業增加值占英國整體行業增加值比例只有21%,遠低于服務業。

  

  

  此外,與服務業不同,英國工業部門創造了大量的貿易逆差。從工業部門貿易逆差的構成來看,2011年后英國對歐盟的貿易逆差開始大幅上升,而對非歐盟國家的貿易逆差趨于收斂。具體到工業進出口分布,出口至歐盟的工業產品占比為47%,而來自歐盟的進口工業產品占比為54%。分行業來看,其他消費產品制造業、食物/酒水/煙酒行業以及生產資料制造行業創造了大量的貿易逆差。

  

  

  由于工業產值占英國GDP的比重較低,因此退歐對工業部門的影響不能主導英國經濟的發展。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知道,服務業是英國經濟的支柱,而且它對歐盟的貿易依存度較高,對歐產生了大量的貿易順差。一旦退歐,英國與歐盟之間的貿易環境將趨于惡化,而這將通過影響英國服務業的發展而對英國整體經濟產生顯著影響。那么,退歐對英國經濟的影響到底有多大?我們將在下一小節中對此進行詳細解答。

  五、退歐對英國經濟潛在的影響評估

  如果英國退出歐盟,那么英國和歐盟之間的貿易模式將面臨重構,貿易環境將顯著惡化,在最差情況下,英國經濟面臨的永久性損傷超過2%。

  分行業看,退出歐盟將極大地損害英國服務業的發展,并造成服務貿易順差的大幅縮水;服務業中,金融業將遭受極大沖擊,大部分跨國金融機構趨于外移,大規模歐元交易也不再被允許,倫敦金融中心地位難保;工業部門中,退歐無法顯著改善工業貿易逆差狀況,并將導致部分制造業企業外遷。此外,考慮到退歐將影響到英國的移民規模,因此,我們進一步從人口結構角度出發研究發現,退歐將導致英國勞動力供給缺口無法得到有效填補,英國經濟的增長潛力將顯著受損。

  (一)貿易模式重構,經濟損失恐超2%

  一旦英國退歐,那么它與歐盟的貿易模式將面臨重構,50%的對外貿易受直接影響。最差情況下,在2018-2030年,英國將損失550億英鎊,占當前GDP比例超過2%。

  根據之前的分析,在退出歐盟后,英國可以采取的貿易模式分別為EEA-挪威模式、關稅同盟-土耳其模式、雙邊協定-瑞士模式、FTA模式和WTO-完全脫歐模式。其中,最差情況是WTO-完全退歐模式,在該模式下,英國與歐盟以及非歐盟國家將適用WTO的貿易規則,英國在對外貿易過程中將面臨非常多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一般情況是FTA模式,在該模式下英國與歐盟可以完全自由貿易,但英國無法自由制定貿易政策,需要全盤接受歐盟標準;最好情況是升級版的FTA模式,在該模式下,英國不僅可以與歐盟開展自由貿易,同時可以借助歐盟與其他國家達成單邊自由貿易協定。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其他模式,比如EEA-挪威模式、關稅同盟-土耳其模式和雙邊協定-瑞士模式的效果均處于WTO-完全退歐模式和FTA模式之間,對此我們不展開討論。

  結合CER(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的測算和GTAP CGE的模擬方法,我們發現,假設2018年英國完全退出歐盟[2],那么在2018-2030年間,在最差情況下(WTO-完全脫歐模式)英國GDP的永久損失超過550億英鎊,占當前GDP規模比例超過2%;在一般情況下,英國GDP將永久損失221.2億英鎊,占當前GDP比例為0.81%。

  當然,如果英國能與歐盟達成升級版的FTA協定,那么英國GDP將獲得永久性改善。然而,這種情況發生的概率微乎其微,畢竟在英國退出歐盟后,歐盟沒有理由給予英國太多的貿易照顧,參考當前的挪威、瑞士和土耳其。

  

  (二)服務貿易惡化,順差最多縮減20%

  退出歐盟后,英國對歐盟的服務貿易順差狀態將難以延續,最差情況下,英國對歐服務貿易順差將縮減50%,占總貿易順差比例超20%。

  加入歐盟后,歐盟廣闊的市場向英國敞開了大門。從1973年開始,英國對外貿易開始爆發式增長。根據CER(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的測算,在加入歐盟后,英國50%以上的新增服務貿易來自歐盟國家,而來自其他30個最大的非歐盟貿易伙伴的新增服務貿易比例僅30%左右。在1998-2014年間,英國與歐盟最主要的15個貿易國之間的服務貿易年均增速超過2%,這要遠高于美國、巴西和中國等其他國家。

  

  

  在加入歐盟后,英國服務業得到長足發展,與歐盟之間的服務貿易往來為英國帶來了巨額的貿易順差,并顯著促進了英國經濟的增長。一旦退出歐盟,英國服務業將遭受非常大的負面沖擊:一方面,與歐盟國家之間的服務貿易流動將顯著受阻,英國將不得不持續調整服務貿易標準以迎合歐盟和其他國家的標準;另一方面,英國可能需要與非歐盟國家重新簽訂貿易協定,服務貿易在短期內將受到各類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影響。

  根據CER(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的測算,在最差情況下,英國與歐盟的服務貿易順差將縮減50%,這使得總服務貿易順差縮減超過20%。

  

  (三)金融業趨于外移,倫敦地位難保

  當前歐盟超過60%的歐元交易和全球超過40%的美元交易均在倫敦完成。一旦退出歐盟,英國境內大部分跨國金融機構將主動從倫敦轉移,大規模歐元交易也將不再被允許,倫敦金融中心地位難保。

  作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英國倫敦吸引了眾多美國與亞洲銀行將其作為歐洲業務總部,金融服務行業也是英國FDI流入中的最主要行業(占比達45%)。當前,歐盟超過60%的歐元交易和全球超過40%的美元交易在倫敦完成。

  一旦英國退歐,首先,倫敦的金融機構便永久失去了在歐盟其他27個成員國提供金融服務的許可;其次,在英國設立分支機構的金融機構將被歐盟認準為“第三國”金融機構,根據歐盟金融工具市場法規(MIFID II)的規定,這些金融機構在進入歐盟市場時必須同時滿足母國、英國以及其新分支機構所在的歐盟成員國的監管要求,監管成本將因此大幅上升;最后歐央行的多位官員表示,英國退歐后,歐央行將不再允許倫敦成為歐元的交易中心。

  

  顯然,在英國退歐后,為了維持歐盟的市場份額并獲得便利的歐盟市場進入資格,倫敦的金融機構(尤其是跨國、非歐盟機構)將不得不將大部分業務從倫敦轉移至其他歐盟成員國,倫敦也不再被允許進行大規模的歐元交易,倫敦的金融中心地位將難以維系。

  (四)工業貿易難改善,制造業面臨外遷

  退出歐盟并不能顯著改善英國工業部門的貿易逆差狀況,歐盟國家依然是英國商品的主要出口國。此外,在英國退歐后,為了保持成本優勢和市場占有率,英國部分制造業企業將不得不搬離英國。

  與服務貿易不同,英國工業處于整體貿易逆差狀態。大部分支持英國退出歐盟的人都認為,在退出歐盟后,英國工業部門可以從非歐盟國家進口更便宜的工業產品,從而不再處于逆差狀態。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首先,從國家層面來看,在歐盟內部,英國最大的商品貿易逆差來自德國和荷蘭,它們占商品總貿易逆差的比例超過50%。如果不計算對德國和荷蘭的商品貿易逆差,那么英國對歐盟和非歐盟的商品貿易逆差水平基本相當。顯然,退出歐盟并不能顯著改善英國工業部門的貿易逆差狀況,同時,退歐后,英國商品貿易出口將面臨極大挑戰,畢竟英國前10大出口國中有7個來自歐盟國家。

  

  

  此外,制造業因其資本密集的特點,與人力資本密集的服務業比起來,更容易直接受退歐影響而遷出英國,這主要由兩個原因導致:第一,由于制造業已經實現全機械化生產,所需人工較少,生產設備的搬遷比員工的整體遷移要容易;第二,對于部分制造業企業來說,其生產的產品的最終目標是銷往整個歐洲市場,英國的歐盟成員國身份降低了這些企業在歐盟區域內的貿易成本,而一旦英國退出歐盟,這些制造型企業將不得不逐步減少在英國的投資,并將工廠建在歐盟內的其他國家。

  事實上,在這次退歐事件中,英國汽車制造業對退歐的反應最激烈。在2015年,英國汽車生產業的FDI流入比上年增長了78%;生產的汽車中58%被銷往歐盟國家,相比2009年增長了近60%。英國吸引車企入駐的主要原因是英國勞動力成本優勢明顯,顯著低于德國(是德國的50%)和法國等汽車生產大國。然而,一旦退出歐盟,在英國生產的汽車將不再被允許以零關稅形式進入歐盟,貿易成本面臨大幅增加;同時,由于汽車行業的生產主要采用全球采購的方式,零部件產自不同國家,退出歐盟后英國將不再享受歐盟成員國的貿易優惠條件,英國跨國車企生產成本增加在所難免。

  如果退出歐盟,那么英國車企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將被增加的各類生產成本及貿易成本所抵消,疊加失去自由進入歐盟市場的資格,為了保持歐洲市場的份額和滿足相應的盈利要求,在英國的汽車生產企業將不得不向外轉移。目前,在英國建廠的日本日產、豐田、本田公司,德國大眾、寶馬公司以及英國本土車企賓利、阿斯頓馬丁和捷豹路虎均明確表示反對退出歐盟。

  (五)勞動力缺口難填,經濟增長受掣

  在人口老齡化快速上升的背景下,英國勞動力供給將產生巨大缺口。退出歐盟后,英國來自歐盟國家的移民將顯著受阻,而一旦缺乏移民,英國勞動力缺口將難以得到有效填補,在2050年,GDP增長潛力將因此顯著下降0.5%-1.2%。

  在歐盟內,所有的公民都有到其他歐盟國家自由定居、工作、經商和學習的權利,英國也不例外。而在英國本次退歐公投中,關于歐盟移民是主要的爭論焦點之一,該爭論聚焦于來自歐盟的移民與英國本土勞動力是構成競爭還是與之形成互補關系。如果是競爭關系,那么意味著英國本土員工將面臨失業;如果不是,那么應允許移民進入英國。

  現實中,自2004年歐盟東擴以來,許多英國人開始認為移民自由不再是英國與其他歐盟國家互惠的制度安排:一方面,英國的凈移民數量長期處在高位,且大多數凈移民由于受教育程度較低,被認為占據了大量社會福利;另一方面,從2004年開始,英國出現了凈移民人數大幅增長和失業率不斷上升的現象。

  

  

  那么,移民是否真的擠占了英國本土居民的就業機會?對此,我們直接分析來自歐盟其他國家的移民對英國就業市場的影響。圖32反映了在2004-2012年間英國本土勞動力、西歐移民以及A8[3]移民三類勞動力在英國勞動力市場的職業分布。不難發現,大部分A8移民獲得的是低技能/低工資的工作,西歐移民更多地獲得了高技能就業機會,而英國本土勞動力主要在科學、技術和工程以及公共服務等部門工作

  從數據來看,A8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擠壓了普通英國民眾在低技能崗位上的就業機會,從而導致失業率上升。那么,退出歐盟是否可以減少移民對工作崗位的占有,并增加英國本土民眾的就業機會?對此,雖然無法準確地預測未來幾年英國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格局,但當前幾乎沒有證據支持英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對移民勞動力的需求將發生改變,如果有的話,那也是需求將更加強勁,因為不得不考慮英國的人口結構變化。

  圖33是英國人口撫養比的變化情況,在沒有移民的前提下,英國人口撫養比將以一個更快的速度向上攀升,社會將面臨更為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基于英國人口結構的變化,英國CES(Commission on Employment and Skills)機構預測了英國2020年相對于2010年的各職業新增崗位數和退休人數。根據預測,在2020年,全英共有150萬新增就業機會,但退休的崗位數量遠遠超過這一數字。在英國的“嬰兒潮”一代逐步退休后,由于本土新增年輕勞動力的相對缺乏,英國未來勞動力供給存在巨大缺口。在沒有移民的情況下,英國人口撫養比上升的速度將顯著加快。

  

  

  因此,盡管當前英國民眾對移民(尤其來自A8國家的移民)存在敵意,但證據表明面臨人口老齡化和產業轉型的英國依然需要來自其他歐盟國家的移民來填補未來巨大的勞動力供給缺口。如果英國退出歐盟,那么來自歐盟的移民將難以在英國自由定居、工作或經商,大量的已有的移民將主動或被迫離開英國。考慮到英國不斷上升的人口撫養比,以及持續擴大的勞動力供給缺口,英國經濟在退歐后將面臨長期性增長困局。比如,世界銀行根據OECD國家的數據估算發現,人口撫養比與經濟增速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且人口撫養比每上升1%,經濟潛在增速將下降0.02%~0.05%。如果英國沒有移民補充,那么到2050年,英國GDP潛在增速將大幅下降0.5%-1.2%,這要遠高于有移民的情形。

  

  風險提示:

  英國民眾近期對退歐態度發生大幅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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